1922年6月，中共黨員人數已經由一大時的50余人發展到195人。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有所增加，在宣傳、群眾運動等方面的工作，也有了明顯進展，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高潮。這些情況的出現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制定出一個符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明確綱領和適應黨組織發展需要的正式黨章。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現靜安區老成都北里7弄30號）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出席大會的有中央局成員、黨的地方組織的代表和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回國的部分代表。他們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等12人（尚有1人姓名不詳），代表著全黨195名黨員。
鑒于中共一大期間曾遭到法國巡捕破壞的教訓，中共二大采取了較為嚴格的防范措施。大會以小型分組會為主，盡量減少全體會議的次數，每一次開會都要更換地點。大會共進行了8天，舉行了3次全體會議。會后，除了按規定將有關文件送到莫斯科共產國際外，為了更好地宣傳和貫徹黨的代表大會精神，中共中央還印制了小冊子，將大會通過的黨的章程和9個決議案收錄其中，分發給各地黨組織傳達貫徹。作為中共早期全國21名工人黨員之一的張靜泉也獲得1本。而他保存下來的這本小冊子就是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獻。
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正式黨章，共六章二十九條。該黨章規定了嚴格的入黨手續，主要是為了從組織制度上保證把確實具備黨員條件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因此，入黨時，須有黨員介紹，并要經過逐級上報的審查手續。這對防止投機分子和不夠條件的人入黨，是十分必要的。對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黨員的質量標志著黨政治上的先進性和組織上的純潔性。降低質量去追求數量，只會產生嚴重的后果。可貴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提出積極發展黨員的同時，絲毫沒有忽略質量問題。朱德入黨的事情就是一例。
1922年8月下旬，朱德懷著極大的期望和孫炳文來到上海的閘北區，在一幢房子里，他們見到了陳獨秀。當時，朱德以為只要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就會被接受。然而，見面后的談話使他大失所望。朱德坦誠地向陳獨秀陳述了自己的經歷，懇切地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而陳獨秀卻拒絕了，并對朱德說，要加入共產黨，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并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對于當過高級舊軍官的人來說，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朱德在后來的回憶中說：“那些日子真難過，我感到絕望，混亂。我的一只腳還站在舊秩序中，另一只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但他沒有放棄追求真理的信念及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9月初，朱德離開上海赴歐，10月到達德國柏林。10月下旬，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周恩來在柏林住所接待了朱德。在傾聽了朱德陳述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后，周恩來表示愿意介紹他和孫炳文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他們的入黨申請沒有得到國內批準之前，可以為候補黨員。11月，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朱德、孫炳文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根據工作需要，朱德的黨員身份對外界保密。
此外，在這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還專門設立了“紀律”一章，分別對黨員應遵守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做了嚴格的規定。黨在實際工作中堅持實行嚴格的紀律，對違反紀律、不符合標準的黨員予以嚴肅處理。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人在建立黨的早期組織過程中曾做過一些工作，并被選為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但不久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我黨毫不留情地將這樣的人清理出去，因而保持了黨組織的純潔性。
我黨第一部正式黨章的產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標志著黨的創建工作的最后完成。從此這個年輕的政黨有了自己的立黨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為規范。
在中共二大上通過的《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等議案，不僅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還闡明了黨和群眾的關系。《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是中共二大通過的一個重要文件，同時也是服務于中共二大黨章并與之配套的一個重要文件。為了把黨建設成為一個革命的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大會提出兩個重要的原則：一是黨的一切活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二是黨的內部必須有適應于革命的組織和訓練，并且要求“個個黨員不應只是在言論上表示是共產主義者，重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是共產主義者”。這些規定表明，黨在初創時期，就非常重視要求保持黨員的先進性。針對人們對共產黨認識上的模糊和錯誤觀念，文件還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應當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廣）大群眾組織起來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而奮斗的政黨，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
中共二大結束后，毛澤東就對湖南的工作提出：用接近群眾的方法，如在工人中辦夜校、讀書班，在學生中辦刊物或組織社團，從中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并逐步擴大成為建立工會、學生會的核心。這和中共二大有關開展群眾工作的正確思路密切相關。其實，在中共一大結束后，毛澤東就通過改組和指導湖南勞工會的活動，初步獲得領導工人運動的經驗。他深知依靠和培養骨干、建立強有力的工會組織的重要性。于是，毛澤東指派黨內干部，先后組建了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從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他先后領導發動了安源路礦、粵漢鐵路等一系列的大罷工，掀起了湖南工人運動的高潮并“引起社會之注目”，同時也獲得黨內的高度評價。陳獨秀在中共三大上總結中共二大以來中央和各地區工作時，曾這樣說：“就地區來說，我們可以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黨組織，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有及時防止沖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講到中國共產黨與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時強調：“為了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共產黨必須擴大自己的組織，向著真誠革命、信仰黨的主義、擁護黨的政策、并愿意服從紀律、努力工作的廣大工人、農民和青年積極分子開門，使黨成為一個偉大的群眾性的黨。在這里，關門主義傾向是不能容許的。”1939年10月，他又提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可見，中共二大提出的有關“群眾黨”的決議影響深遠，對黨的建設產生了重要指導作用。（來源：《中國檔案報》）
